為什麼把「團」改成「補給村」？

 

過去的一到兩年，騎士團經歷了不同層級的震盪。當時我們嘗試以 Iris Marion Young 主張的「差異政治」作為核心，並在這個框架下與合作家庭共同實踐所想像的教育模式。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碰上現實困境：資源的有限、突發狀況的牽動，乃至於成員各自生活處境的變動，都讓理想與實際之間出現落差。在這些落差之中，我們知道要打造民主社群不是只有理念的美好，而是會伴隨著持續不斷的磨合、討論與協商。如果問題處理不當，甚至會演變成意識形態的操作與規訓。

 

差異性政治的價值，在於不忽視群體之間因背景與文化所造成的不對等，並嘗試透過制度或是環境設計保留彈性空間，使容易被壓制或忽略的聲音能夠被看見。我相信這樣的實踐為我們的社群帶來厚度與包容，能更敏感誰承擔的多、誰的需求其實需被聽見，也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但這條路同時不輕鬆：頻繁的協商與不斷的調整也在不同程度上消耗了參與者的心力，當這些瑣事或責任超過可承擔的範疇，也可能成為成員退出的原因。

 

在這些過程裡，可以想像雖屬同一個社群，但卻是不同個個體的組成。它同時深刻牽涉到不同個體的生命歷程的構成：一個孩子在尋找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一個家庭在摸索什麼樣的教育方式(或社群)最能支撐他們。而前陣子我偶然接觸到Rosi Braidotti的「游牧主體」概念。Rosi Braidotti主張人的主體性本身就是一種流動、累績、變化的逐步生成，這代表人們會因生命階段與境遇的轉折，不斷改寫或調整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甚至流轉在不同的群體之間，累積、思考並建構屬於自己的主體性。

 

個人與群體因此在某個面向上的議題持續都有挑戰。我認為Iris Marion Young主張的差異政治提醒的是：怎麼讓不同群體在同一個場域中不被壓制。而Rosi Braidotti的遊牧主體，看中的是：我是誰，我能怎麼在場跟人們如何在場域中可以自由的發展。兩者其實一個偏結構與制度（外在框架），一個偏主體性與流動（內在狀態）。

 

現場所見都是真實與深刻地經驗，上述兩者其實並不是非Ａ及Ｂ的選擇，而是在這當中如何能在當代兩個很重要的概念：「公平、自由」間取得互助與互補。因為一外一內構成一個又一個的人。社群的張力，就像身而為人的成長：孩童階段一開始是自由的探索者，憑藉遊戲與經驗去構築自己，但隨著時間，人們需要逐步辨識並學習成為一個社會人的責任。

 

於是這個時間點，我們決定把所謂的「團」改成「補給村」。作為一個「補給村」想作為一種定點但持續性的邀請。不論人們最終停留多久，希望每個人來來回回的人都能感受到，村落守護的不是邊界，而是我們彼此願意在某個時刻共享相同的價值。

 

我們關注的核心一是自由：人們可以暫時停留、補給、再出發，不必被某種身份或角色完全限制；孩子和家庭可以把這裡當作一段探索的旅程，當塑造主體價值觀的養分之一。再來是公平：這裡的公平，並不是一人一半的那種公平，而是貼近Rogers 說的：看到差異，也願意接納。因此在這會有駐村、深耕的核心成員，守著我們認同的價值，關注並反思整體框架是否有人承擔過多或有人只消耗資源而不曾回應。最後是孕育：這裡是一塊土壤，在不同程度與長度下的合作，讓人逐步意識並練習，自由人可以用怎要的姿態去成為社會人，又能如何能在親子之間、社群之中實踐與協作。

 

我們期望，補給村裡的教育讓孩子可以練習從自由的探索者，逐步成為能與他人共處的社會人；也讓不同因素前來的家庭，能在其中找到適合家庭所需的支持。讓這裡推崇的價值，有機會成為持續守護的燈火。


文：瑞安